日，毛泽东、周恩来和胡志明一道离开莫斯科回北京。途中，胡志明向毛泽东问起援越事宜。毛泽东表示，作为兄弟邻邦，援助越南军事物资是应该的。胡志明说：“我们更缺少懂得战略战术的指挥员，希望中国能派出军师团营各级军事顾问，帮助我们训练部队和指挥作战。”毛泽东说：“中国的军事干部全是土生土长的，你们如实在要的话，也只能是土顾问啊！”胡志明说：“土顾问我们也要。我们相信他们能够帮助我们打败法国人。你们不是把美国全力援助的国民党军队都消灭了吗？”毛泽东希望胡志明同越南人民军总司令武元甲商议后提出一个具体方案，以便作出最后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等职，长期主持全国财政经济工作。 尽管胡萍机组具有丰富的经验，但遇到这种复杂气象也很焦灼。特别是当主机与副机、地面都失去联系后，胡萍心里更是万分焦急。这与以往不同，因为飞机上坐的是毛泽东，不能有一点闪失。由于与地面指挥失去联系，专机只能独立处置眼前的危机。“积雨云只是局部对流，不是大范围的系统，我们不进入雷雨区，完全可以绕行避开危险。”紧急关头胡萍果断决定：采取蛇行绕飞的方法，躲开危险的雷雨云区。随后，胡萍尽量保持飞机平稳飞行，先绕到河北沧州，再折向北，经天津杨村飞往北京。 日。中共各地的早期组织，则是由陈独秀、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发起并先后建立的，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发表了陈独秀的《对于时局之我见》一文。他在文中说：“昨天有两个相信社会主义的青年，问我对于时局的意见”，“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吾党对于法律的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它，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它；我们希望……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可以肯定是在      日本投降后就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于1945年9～11月率部发起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歼北犯的国民党军近6万人，并争取其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8军军长高树勋率部起义，有力地配合了中共在重庆与国民党的谈判，打破了蒋介石北进的战略企图，为实现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作出重要贡献。内战全面爆发后，兼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与邓小平指挥所部以大踏步的运动战，于1946年8月～1947年5月先后取得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金鱼、豫皖边、豫北等一系列战役的胜利，歼敌数十万，解放大片地区，挫败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有力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1947年6月30日，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在300里正面上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他采取“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战法，指挥部队经过28天连续作战，取得歼敌4个整编师6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刘邓大军分三路挥师南下，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捣国民党统治腹心的壮举。途经汝河时，在前有阻敌、后有追兵的紧急关头，提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响亮口号，并和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终于杀开一条血路。随后，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粉碎敌人33个旅对大别山的重点进攻。继而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在鄂豫皖边地区完成战略展开，实现了中央和毛泽东设想的最好前途——站稳脚跟，创建巩固的根据地。经过10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歼敌30余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开辟并扩大了中原解放区，形成三路大军互为犄角、机动歼敌、逐鹿中原的大好局面，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把以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起点的战略进攻称作中国革命“历史的转折点”。

      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一个春日，毛泽东健步登上飞机，环视了一下座舱，思索片刻，就走向小方桌旁边的座椅。这张小方桌，就是毛泽东在飞机上的办公桌。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背着个圆桶似的帆布口袋，紧跟着毛泽东上了飞机。“这是什么？”机组工作人员好奇地问。“铺盖。”李银桥回答。机组的同志笑了：“飞机上什么都有，还用得着带这个？”李银桥并不接话，只管从那个帆布口袋里往外掏：枕头、枕巾、床单、毛巾被、睡衣……清一色的粗纺棉布，已经洗得起毛了。毛泽东的铺盖摊在飞机座舱里的木板床上，与机上的设施形成强烈反差。看着毛泽东俭朴的生活用具，专机机组人员非常感动。       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知道此事后，充分肯定了常香玉的爱国义举。他指示说：“就用香玉剧社的名义进行义演，好！”西北局有关部门还在习仲勋的主持下，组织由宣传部、文化部及西北文联等有关方面领导参加的座谈会研究了这件事情。西北局文联主席马健翎介绍了常香玉的情况。      习仲勋听完后总结说：看来，常香玉是来自人民并深知人民之苦的。人民有恩于她，她用义演来给灾民募集衣食，是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也是一种爱国行为。她在解放前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到解放后又热爱共产党、热爱新中国，这在逻辑上来讲更是必然的。因此，我们要重视她的爱国行为。她要用义演来捐献一架战斗机，我们要支持她。事情如果成功，这在西北、在全国可以说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习仲勋又说：这件事情，我要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争取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 日晚，田汉拜访即将赴苏联访问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刚返回家就被捕了，被关押在上海市公安局拘留所。田汉被捕后，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风云儿女》的梗概写成电影剧本。记录田汉诗稿的那页薄纸，是稿本的最后一页，其中“大炮飞机”被茶水浸湿了，辨认不出来，夏衍将其写成“炮火”。聂耳主动要求为田汉的诗稿作曲。），云南玉溪人。在短暂的一生中，聂耳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贫困之中。出于对音乐的热爱，他自学了二胡、三弦、月琴、风琴等乐器。 海军党委决定：以最快速度把林彪题词传达到海军每一个基地码头、舰艇、机组、连队、哨所。《解放军报》记载，海军广大指战员得知林彪题词后无比激动，拥上街头，通宵敲锣打鼓。北京的空军大院、总后大院等也都沸腾了。12月1日，《解放军报》第一版刊登林彪题词影印件，通栏大标题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给海军首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题词》。同日，海军党委作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林彪副主席题词的决定》，并召开庆祝大会，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和北京军区负责人应邀出席。海军各代表团和海军驻京部队官兵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走进会场。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央各分局先后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选》。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体例庞杂，多有错误，主要的还是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编辑一部正式的《毛选》，并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离京到石家庄，利用休养的时间，集中精力编辑《毛选》。而他的休养，是在得知毛岸英牺牲后提出的意愿，得到中央同意和妥善安排的。一天，毛泽东在新六所说：“我得离开北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他对负责警卫的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汪东兴提出了天津、张家口、石家庄三个地方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选定了石家庄。

      年败退台湾前，国民党政府会聚了一群来自世界顶尖名校的精英，如长期执掌国民党政府财政大权的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历任实业部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毕业于耶鲁大学；外交翘楚顾维钧，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育部长的王世杰，是伦敦大学硕士、巴黎大学博士；原驻美大使叶公超，是剑桥大学硕士；孙中山之子孙科，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曾任教育部长的朱家骅，是柏林大学博士……然而，尽管有着众多精英的支持，国民党却依然无法挽回其在大陆的败局。为何？ 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和部分团级顾问。毛泽东为顾问团规定了两大任务：一是帮助越南打胜仗，驱逐法国侵略者；二是帮助组建越南正规军。他说，不是我要派同志们去越南，是胡志明主席在北京向我要的。谁叫我们革命先胜利呢？那就要帮助人家，这叫国际主义。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把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来做，要同越南同志搞好团结。要注意，搞不好团结，宁可别做工作。毛泽东强调，你们帮助不是唯一的办法，要扶植越南走自己的道路。派你们去的地方很艰苦，面临艰巨的任务，有牺牲的危险，要克服困难。      在7月11日基辛格临行前的会谈中，周恩来再次提到了台湾问题。在前两天中方提出的五点要求之外，又提出两点：第一，中美建交时，美国和蒋介石“政府”之间签订的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必须废除。第二，针对日本，美国需承诺，美军撤离台湾之前，不让日本军队进驻台湾；控制日本不参与“台湾独立运动”。对于第一点，基辛格表示，美国政府非常希望台湾问题能够得到和平解决。对于美台“废约”的要求，在日后中美关系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中国政府坚持的中美建交的必要前提。而对于日本，基辛格承诺：“只要在我们能够控制日本的程度之内，我们将反对它这么做。”       有人回忆延安岁月时，就谈到了这样的细节：“调皮的男孩，有时唱歌乱改歌词，他们并没有恶意，只是为了好玩。比如唱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他们解嘲地唱成‘倒霉子孙’。那时，在晋察冀的张春桥写了一首《毛泽东之歌》，歌词是‘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你是最勇敢的一个……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他们改成‘光荣地抽着你的烟袋’。歌词大概是太突出毛泽东个人了，又不通俗上口，这首歌后来就没有人再唱。” 1948年，在一场朴素的婚礼上，金学曙医生与铁路工程专家施锡祉在上海结为伉俪。礼成后，一位鹤发长髯，满面微笑的老人上前向这对新人表示恭喜。这位老人便是他们的证婚人，也是日后对他们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陈叔通是浙江杭州人，曾执教于杭州求是书院。求是书院是浙江大学前身，在当时培养出了一大批爱国精英，其中就有金医生的公公、民国开国名将施承志，以及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施承志和钱均夫是世交，关系亲厚，他们又都与亦师亦友的陈叔通感情甚笃。

      条以上。第一卷中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题解及《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中关于“管公堂”和“收学租”的注释都是毛泽东写的。此外，他对注释的内容和前后排列顺序都提出了要求。日，他在给田家英的信中写道：“凡校对，都须将原稿连同清样一起送来。以前的一切原稿均请送来。”毛泽东往往对照原稿和清样逐字逐句进行校阅，如在校对《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一文时，他发现有两个铅字磨损，字体比其他字瘦小，就在一旁批道：“换一个铅字。”文中有一处字号不符，几乎看不出来，他也画了出来，在一旁批道：“改老五号。”在校阅《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时，有三处字排得不好，毛泽东看到后即在此批道，“排拢”、“排齐”，还画出校对符号。不仅如此，校对中发现数字有疑也打上问号要求重新核实。在审阅一篇文章原稿时，他看到文中提到：“国民党去年十一月初至今年一月底不足三个月中丧失约 作为毛泽东首次乘坐的专机，机上设备远没有想象的那样豪华和完备。飞机上的设备有限，一些保障设施还都是临时加装的。为了便于毛泽东休息，在专机上临时加装了软床垫。临行前，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汪东兴专程到机场检查专机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喜欢睡硬床，汪东兴要求把飞机上临时加装的软垫换成棕垫。后来，又因为棕垫太大装不上飞机，机场的修理厂连夜加工木板，为毛泽东布置好了硬床。1956年5月3日，是专机启程的时间。按专机保障程序，正式飞行前必须要对专机进行空中试飞。一大早，空军副参谋长何廷一便主持空中试飞，检查飞机发动机及机上其他设备，确认一切良好后，专机在停机坪待命。接着，刘亚楼正式下达任务：“今天毛主席坐专机，这是对我们空军最大的信任，你们要拿出最大的本事。今天的天气很好，我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们精神太紧张、心情太激动出差错。就像我坐你们飞机一样，情绪要放松一些，相信你们有能力完成这个光荣任务。”胡萍自信地说：“我们保证安全、圆满地完成任务，飞出中国空军的志气来！”       因此，这一切，金学曙都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看似平静，实则万分凶险的一幕。日晚最终被救脱险，这期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传诵甚广，很久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大银幕。但是，金学曙医生的义举却始终鲜为人知。     建国后，张、罗离沪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金学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来到北京，但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张澜和罗隆基。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消息传开，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刘华清更是热泪盈眶、激情难抑。他马上想到的是：日起转隶并入第六机械工业部，改称第六机械工业部第七研究院。刘华清被任命为六机部副部长兼七院院长、院党委书记。文件一下达，他迅即赶赴六机部报到。六机部部长方强，是从海军副司令员任上调六机部的，刘华清期望在核潜艇研制上能得到他的支持。”所副总设计师黄旭华等召集到院会议室，研究申请核潜艇工程重新立项问题。到部里报到那天，方强就与他通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的部署，部里准备抽调一名领导带队去武汉船舶系统搞“四清”。刘华清想，如果安排自己去，那样时间就很紧了，但核潜艇工程启动不能等！        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的三个孩子都长大了。潘景寅很热爱飞行事业，他的三个孩子的名字中都带有与飞行有关的字。他们很孝顺母亲，2003年母亲去世时，他们托人到温都尔汗找到一些飞机残片与当地的黄土带回来，为父母亲合葬。我送他们三本书，希望他们对此事件有更完整的了解。      机组第一副驾驶陈联柄是从抗美援朝前线挑选回来学习飞行的。他性格直爽，飞行作风泼辣，有“陈二虎”的美誉，是我的带飞教官，“九一三”事件时才38岁。他把当兵的大女儿留在北京，带着老婆和其他孩子回到安徽老家，干着与飞行风马牛不相及的工作。他也把儿子的名字叫“飞”。一次他到北京来，我去看他，他很不服气地对我说：“老康啊，咱们是三叉戟的老祖宗啊！（中国第一批三叉戟飞行员）……”虽然离开飞行岗位多年，老陈还在深深地怀念飞行的日子，他于2003年去世。我拿出一本书，特意找到老陈在北京的女儿。我看到她凝视着书中爸爸的照片许久，当年爸爸做飞行员的形象已经扎根在女儿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