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2日，《川北日报》刊登川北行署公布的各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委会委员名单，以后又编发筹委会第一次会议消息、筹委会给各位代表的信。6月23日到7月1日，川北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召开。报纸集中编发由胡耀邦反复修改的社论、胡耀邦在会上所作的《同心同德，站在庄严的公约下面》讲话全文、会议各阶段的情况、代表发言、南充市4万群众庆祝会议成功和政治协商委员会委员就职等消息，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促进了川北统一战线的进一步巩固，为做好川北的各项工作创造了条件。       当时川北环境复杂，匪特活动猖獗，百业待兴，支前任务紧急。胡耀邦的时间虽然很紧，但是他每天都要审读报纸的大样，用红笔批注很多意见。这些意见，有改正党的方针政策提法上错误的，有指出编排失误的，有纠正错别字的。报纸印出后，他还要认真地读一遍，把发现的问题再次传递给编辑部，以便引起注意，不再出现类似的错误。       一天，胡耀邦拿着一张印刷质量很差的报纸，要求尽快解决印刷问题。张九龄说，报社设备陈旧，管理干部水平低，工人技术水平差，报纸质量难以提高。胡耀邦带着批评的口气说：一种思想反对另一种思想总要找出很多理由，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原因，逐个加以解决。袁毓明看到胡耀邦不高兴，忙接过话茬说：胡主任的意见我们要很好研究解决，一定提高印刷质量。后来，印刷厂增添了一批设备，调进了几名管理干部，采取进夜校与师傅带徒等办法，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不久，胡耀邦在印刷厂的调查中发现有的工人生活困难，工作不积极，就对袁毓明、张九龄说：我们要教育工人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来对待工作，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更要关心工人的生活，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印刷厂对个别有困难的工人给予了一些补助，让他们渡过了难关。行署将供给制改为工资制后，职工的生活困难得到进一步解决，工作积极性提高。       面对重重困难，胡耀邦挤出时间，召开职工大会，鼓励大家与困难作斗争。他在列举了红军在长征和延安时期的困难后说，我们共产党人，过去天上有敌人的飞机，地上有敌人的追兵，在物资上、生活上、工作上，有那么多的困难，难住了我们没有？没有难住！现在至少天上没有敌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没有敌人的追击，最大限度也只不过几个土匪、特务的捣乱而已，我们不会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我们要建设新川北，各方面都要从国民党留下的废墟上重新开始，也包括我们的报纸编印工作。       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1946年后，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转战南北，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制定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工作。1949年初，指导建立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被推选为团中央名誉主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中记载：“为表彰10团在程道口、杞岗攻坚战斗中的突出表现，2师师部授予10团‘金刚钻’团的荣誉称号。罗炳辉副师长亲自将一面‘金刚钻’锦旗授予10团。”这面荣誉军旗出现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国庆阅兵战旗方阵中，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本文为您讲述“金刚钻”团背后的故事。钱学森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他在应用力学、喷气推进、工程控制、物理力学和系统工程领域的科技成果，在火箭、航天、“两弹一星”领域的卓越贡献举世瞩目。他为我国科技情报事业也作出过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国防科技情报事业的导师”。我的父亲江涛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深有感悟，在《钱学森科技情报工作及相关学术文选》（以下简称《文选》）、《中国情报学百科全书》等文献中有详细记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制定了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整行装再出发，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建立健全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国防动员更加高效，军政军民团结更加巩固。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改革开放以后，党高度重视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良好安全环境。进入新时代，我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外部压力前所未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时有发生。同形势任务要求相比，我国维护国家安全能力不足，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维护国家安全的统筹协调机制不健全。党中央强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科技、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开放和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统筹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统筹维护国家安全和塑造国家安全。        1948年5月，在保留华东军政职务的同时奉命调往中原战区，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二书记、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配合南下的刘伯承、邓小平巩固中原解放区，保障中原野战军的后勤供应。11月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为总前委常委。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第三书记，与邓小平等统一指挥渡江作战。在实施上海战役前，为做好接收上海的各项准备工作，于丹阳主持军政干部训练班，提出“军队不入民宅”等入城纪律，作为送给上海人民的“见面礼”。5月下旬上海及东南广大地区解放后，兼任上海市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时灵感迸发，“红红的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我们自己制造的拖拉机奔驰在广阔的田野上……”，“东方红”是多么响亮的名字。工人的想法得到了厂党委的肯定，受到了全厂工人的一致赞扬，厂党委随即将这一想法上报，得到批准。“东方红”拖拉机品牌由此诞生，毛泽东的批示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个。这些科研设计院所逐步发展成为国家行业技术研发中心，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焦裕禄曾是洛阳矿山机器厂的金工一车间主任；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纪登奎后来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第一拖拉机制造厂厂长杨立功后来任商业部部长。       1941年春夏期间，张福标奉命到江苏盐城华中局党校学习。这里战友多，知识分子多，大家对从皖南事变中九死一生突围脱险出来的傅秋涛、张福标等人的英雄事迹敬佩不已。代军长陈毅听完他们的经历后，笑着说：“你们这是跟阎王爷有亲戚啊？到了门口就是不收你们！”另外，大家觉得张福标的名字比较封建，不大好听，说你对革命忠心耿耿，应该叫张雍耿。张福标觉得有道理，从此改名张雍耿。

      日，中央组织部在《关于候补党员候补期计算和党龄计算问题给贵州省委组织部的答复》中，给予的答复是：“至于宣誓问题，在党章和《中央关于接收新党员手续的规定》中均未规定，故党员入党不一定宣誓。”日，中共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委员会下发通知，要求下属各厂党组织在七一前后举行入党宣誓大会，对新党员进行一次深刻的教育。该通知规定大会议程的第三项是“举行宣誓仪式（誓词由组织委员主持宣读）”，其所用的入党誓词具体内容为：“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承认党纲党章，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决议，过严格的组织生活。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克服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团结群众，精通业务，工作中积极带头，不怕艰苦困难，不屈不挠搞好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永不叛党。如有违反以上誓词，愿受党纪严厉制裁。谨此，立誓。”       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名将，彭德怀亲历过20世纪中国的各种军事斗争，他的军旅生涯简直就是开国将帅们探索、追求、奋进的一面镜子：1916年3月，投身湘军一干近10年，出没于军阀混战的硝烟中；1926年7月，所在湘军部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浴血在北伐战争的烽火里；192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在湖南平江发动武装起义任红五军军长，逐步成长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7年9月以后，作为八路军首脑人物之一，在华北大地与日军周旋多年；1947年3月，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操劳西北解放战事；1950年10月、12月，先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中朝联军司令员兼政委，率军经血战大败美军领衔的“联合国军”；1952年7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襄助中枢决胜台湾海峡。   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制定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有计划有步骤进行整党，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大力选拔中青年干部，促进干部队伍新老交替。党围绕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以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先后就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重大问题作出决定，组织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等集中性学习教育。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1930年7月率部东进，在洪湖与周逸群创建的红6军会合，任合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总指挥，同政治委员周逸群指挥所部攻占潜江等地，使洪湖苏区的江陵(今属荆沙)、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10月起，由于中共湘鄂西特委领导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命令红2军团南渡长江，配合红1、红3军团攻打长沙，结果接连失利，被迫退到鹤峰、五峰一带。1931年3月，红2军团改编为红3军，他任军长，率部转战荆(门)当(阳)远(安)地区。6月攻占房县，创建鄂西北苏区。10月率部返回洪湖。1932年春在地方武装配合下，连获龙王集、文家墩等战斗的胜利，使红3军和洪湖苏区进入全盛时期。但由于“左”倾路线的危害，他的正确意见不被采纳，致使红3军第四次反“围剿”中陷于不利，被迫于10月退出洪湖，绕道豫西南、陕南、鄂川边转往湘鄂边。1933年，曾多次准备在湘鄂边重建根据地，但都未成功。期间，对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继续推行“左”倾路线和“肃反”扩大化进行了坚决斗争。1934年5月率部进入川黔边的沿河、印江、德江、松桃、酉阳等地，创建黔东苏区。       老5团参谋长梁金华是在指挥东流山主峰阵地阻击战中英勇负伤的。突围时，他也躲藏了，却没有陈仁洪和马长炎幸运，后来被国民党军搜山部队搜出而被俘。国民党军监视着新四军被俘战士，用担架将身负重伤的梁金华抬到第六后方医院。梁金华亮出在平江谈判时国民党军发的通行证，自称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参谋。因此，在后方医院治疗时，医护人员对他比较尽心尽力。由于误认为梁金华是“自己人”，医院对他的管理比较松懈。梁金华在伤势没有痊愈的情况下，瞅准机会偷偷逃了出来。一路上，他化装成叫花子，沿途乞讨于皖赣交界处，秘密地寻找新四军。

      “卫（立煌）对我有疑虑，可能在他被人牵回去与我对立。只有部分让步，方能免得由小决裂进入大决裂。”日，毛泽东拟电报给洛办，指导洛办与卫立煌谈判：“目前并不是什么由小决裂到大决裂。你们在外商谈要沉着坚定静待指示。关于晋东南问题由朱（德）彭（德怀）答复你们以归统一。袁（晓轩）见卫先生时可告他中共中央坚持国共合作始终不变。对蒋（鼎文）、程（潜）、卫（立煌）、阎（锡山）讲，先生（指蒋介石）领导抗战深表敬意，唯对一部分不讲合作，专讲摩擦的人极为不满，对八路军待遇不公，对边区不加承认，对华北不承认抗日政权……希望卫先生转达蒋先生，公平处理，合理解决，是所盼望。”在电报中，毛泽东首先对袁晓轩在形势判断上出现的偏差予以纠正：“目前并不是什么由小决裂到大决裂。”嘱咐袁晓轩“你们在外商谈要沉着坚定静待指示”。让袁晓轩转告卫立煌“中共中央坚持国共合作始终不变”，这消除了卫立煌一直担心国共合作破裂的顾虑，同时也表达了共产党和毛泽东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希望卫立煌将这些意见转达给蒋介石，予以公平处理，合理解决。毛泽东的战略指示，及时正确地指导了洛办与卫立煌的谈判，巩固了与卫立煌的合作。在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期间以及中条山战役期间，毛泽东对洛办的工作、对与卫立煌的统战关系都给予了战略上的指导，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郭沫若从张群处刚回来，蒋介石就派车来接他。整个会见中，蒋介石对郭沫若很和蔼。蒋介石询问了他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情况，有无朋友做宣传工作等，说：“希望你留在南京，多多做些文章，要给你一个相当的职务。”郭沫若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蒋介石又问了他的家眷，为何要去日本等等。郭沫若都一一据实回答。临别时，蒋介石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实践证明，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伟大祖国的坚强支撑，有全国各族人民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和台湾同胞的同心协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一定能够保持，祖国完全统一一定能够实现。  改革开放以后，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发展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进入新时代，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逆全球化思潮上升，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党中央强调，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外部风险挑战，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健全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加强对外工作顶层设计，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作出战略谋划，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利用报刊宣传先进典型的同时，胡耀邦还注意批评落后现象。1950年5月7日，特务放火烧毁了行署部分职工宿舍，报社计划在《川北日报》11日头版头条刊发消息。胡耀邦审稿时，在消息之后加上“我们可以断定这是匪特有计划的破坏行为。但是，领导上的思想麻痹疏忽，也是造成该失火事件的原因之一”，并让报纸配发了短评《记取惨痛的教训》。随后，川北区党委副书记赵林所作的检讨《行署的失火事件，是由于领导上麻痹和警惕性不够的结果》在报纸上刊出后，引起强烈反响。16日，康工弟揭露南充市税务局4个干部看戏无票，戏院让其补票，他们就以查处印花税为名进行报复的稿件，报社送审时，胡耀邦说：“复查如属实，登报批评，刹住此风。”24日，刊载了市税务局局长郭子玉的检讨。胡耀邦非常重视，立即召开党委会议，制发《关于在党报党刊上加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指示》。26日，报纸又刊载了批评岳池县城北镇工作队违法扣押、分家，影响征粮，造成不良后果和批评川北医院官僚主义作风的稿件，并配发《严格整顿队伍，反对强迫命令》的评论。次日，又编发了批评岳池县委书记杨明正、组织部长于力领导作风存在问题的稿件，同时刊载了行署财政处长张禅龄接受群众批评所作的检讨，并配发《发扬自我批评》的短评。6月5日，报纸又刊载了行署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应以正确态度对待人民群众的批评、控告的训令。随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川北区蔚然成风。 万人。会场布置得庄严、简朴。主席台上方悬挂有“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红色横幅。横幅下有胡志明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法共总书记多列士的画像。当胡志明和中国政治顾问罗贵波、军事顾问团团长韦国清走上主席台时，全场掌声雷动，并高呼“胡志明同志万岁”、“斯大林同志万岁”、“毛泽东同志万岁”。胡志明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应胡志明邀请，罗贵波在大会上发了言。这次大会的主题是谈论如何争取抗法斗争的胜利和将印度支那共产党改名为越南劳动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