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文艺批评，与1951年纯粹就文艺创作的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批评不同，明显带有当时政治尤其是文艺逐渐朝“左”转的痕迹，上升为“资产阶级思想倾向以及各种庸俗的思想情绪”的问题。这些都说明对《毛泽东之歌》的批评不是孤立和偶发的事件，而是当时提倡文艺批评背景下的产物。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毛泽东之歌》之所以骤然退出历史舞台以至销声匿迹，主要是因为“对伟大领袖与迅速发展的人民力量缺乏有力的描绘”，“和现在人民的距离很远了”；在文艺创作内容上，没能正确反映领袖与群众的关系；在文艺创作形式上带有“曲调过于平淡，情感沉郁”等缺憾。在提倡文艺批评的大环境下，这些问题和缺憾，不仅引起了以周巍峙为代表的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和批评，而且以《人民日报》的《人民文艺》栏目为代表的主流文艺也对这种批评持支持态度。如此一来，《毛泽东之歌》悄然退场也就势所必然了。 “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第二条是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要作出公正的评价。第三条是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作个基本的总结。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1205钻井队住了三天。大庆党委宣传部的同志拿来一摞歌词，秦咏诚在李劫夫挑选后，选中了薛柱国的《我为祖国献石油》。他在招待所食堂的饭桌上，仅用20分钟就谱完了曲。恰在这时，他的好朋友王双印为准备第四届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寻找歌曲，秦咏诚就把刚出炉的《我为祖国献石油》给了他。1964年7月17日，王双印没有唱《我为祖国献石油》，而是唱了他作曲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秦咏诚第一次听，感觉很好听，经别人提醒，他才发现王双印谱的前四句与《我为祖国献石油》的前四句惊人相似，不仅每个乐句的落音相同，而且从调式到曲式结构都有很多相同点。就在这次音乐周上，王双印当面向秦咏诚道歉，并向李劫夫解释说，他非常喜欢《我为祖国献石油》，正好拿到了《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词，创作时间紧，脑子全被《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旋律占满，跳不出去了。 新中国成立前，为了学习毛泽东思想，各抗日根据地和中央各分局先后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毛选》。由于处于战争年代，所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体例庞杂，多有错误，主要的还是都未经毛泽东本人审阅。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决定编辑一部正式的《毛选》，并专门成立了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毛泽东离京到石家庄，利用休养的时间，集中精力编辑《毛选》。而他的休养，是在得知毛岸英牺牲后提出的意愿，得到中央同意和妥善安排的。一天，毛泽东在新六所说：“我得离开北京，在这里什么也干不成。”他对负责警卫的汪东兴说：“搞《毛选》在北京事情太多，要找个地方，集中精力搞出来。”“要找个地方，离北京不要太远。”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时期，汪东兴提出了天津、张家口、石家庄三个地方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选定了石家庄。 总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作出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家自身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抗衡了苏联霸权，维护了中国国家安全，打开了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开展经济、技术、文化交往的大门，为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舞台、同世界各国建立广泛而密切的联系铺平了道路，并使中国跻身世界主要政治、经济大国行列。在解冻中美关系的进程中，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以高超的战略智慧和谈判策略，在谈判桌上折冲樽俎，坚持原则，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利益，对今人仍有启迪和借鉴。
抗战后期，由于国民党坚持独裁专制统治，国民党统治区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在1944年的豫湘桂会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日军的进攻下，丧师失地，一溃千里。日军由河南一路南下，一直攻至贵州的独山，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等地的大片国土沦陷敌手。蒋介石在中国人民中的威望急剧下降。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部队，则抗击着侵华日军的64%和伪军的95%，有力地支持和配合了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作战，而且在此过程中力量不断得到发展壮大。到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拥有121万党员、斗争经验丰富的强大的政党，领导着拥有9550万人口、91万军队和220万民兵的强大解放区，并在根据地和国统区的人民中获得了很高的威望。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重心，已经成了中国人民解放的重心，已经成了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重心”。毛泽东在七大开幕词中自信地说：“中国的重心不在任何别的方面，而在我们这一方面。” 然而战争的进程出人意料。全面内战爆发后，虽然国民党军队凭借其数量和装备上的优势，占领了解放区的100多座城市，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接连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胜利。 中原解放区的人民军队在国民党军发动围攻后，胜利地实现了突围，不仅保存了主力，而且在鄂豫陕、鄂西北等地开辟了新的根据地，牵制了程潜、刘峙、胡宗南等部国民党军的大批主力，减轻了其他解放区的军事压力。这一胜利“关系全局甚大”。 美元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在不订出规划，不确定目标，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这实际上是告诫全党：在农村改革问题上，要有紧迫感，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再不能裹足不前了。月刊又发表《包产到户是否坚持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一文，并有计划刊登一些读者来信和农村经济“权威”人士的文章，力图对包产到户形成批判的声势，抑制其继续发展。日《人民日报》予以全文发表。这期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连续发表了许多文章，摆事实，讲道理，有力地回击反对者的各种言论，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闭幕的当天，毛泽东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提出：“如果蒋介石坚决要修改宪法原则，我们便须考虑是否参加政府及是否参加国大的问题。我党国府名单及国大代表名单暂勿提出。”此后，中国共产党一直没有提出这两份名单。经过多方艰辛努力达成的政协决议，最终胎死腹中。 第三，实行独裁内战政策，以武力消灭中国共产党，是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但这个本质的暴露需要有一个过程。在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充分认清这个本质之前，中国共产党必须尽最大努力，在不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做出最大的让步，以争取和平民主。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才能取得政治上的主动。 日，刘华清与戴润生、于笑虹联名向国防科委、张爱萍并聂荣臻，呈报了核潜艇工程下马后七院的第一份文件——《核潜艇工程调查基本情况和几点意见》。《意见》在列出拟保留的研究机构、技术骨干名单和重点研究项目的同时，提出为集中力量，便于管理，建议把各方面保留下来的科研骨干组织在一起，成立原子能潜艇动力工程研究所。对此，张爱萍、聂荣臻等一致赞同，并要求七院据此起草一个报告文件，以海军和二机部的名义上报中央专委批准。
因此，这一切，金学曙都要一个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悄悄完成。于是，便有了开头那看似平静，实则万分凶险的一幕。日晚最终被救脱险，这期间发生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传诵甚广，很久以后，还被搬上了电影《建国大业》的大银幕。但是，金学曙医生的义举却始终鲜为人知。 建国后，张、罗离沪赴京，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张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罗隆基于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政务委员。金学曙在上海解放后不久也来到北京，但她从未主动联系过张澜和罗隆基。 从1946年6月26日到9月初，中国共产党由于仍以争取和平民主为目标，因此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一直主张立即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7月7日，中共中央在纪念“七七”九周年宣言中提出制止内战的四项主张，呼吁“立即重新发布全国（包括东北）的停战令”，并“重开政协，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7月26日，周恩来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提出改变当前局势的两项办法：（一）马上实行全面长期无条件的停战；（二）改组政府，按照政协原则处理地方行政。希望马歇尔向蒋介石转达。8月1日，周恩来在同马歇尔会谈时，就阻止内战蔓延问题又提出“立即宣布在全国停战”、军事问题同政治问题一道解决等办法。9月初，周恩来在上海同民主人士谈话时说：“我们仍主张无条件停战，照政协办事。” 马林，荷兰人，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1902年参加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在荷兰殖民地爪哇进行革命活动，1919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1920年参加共产国际二大，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成员。1921年3月，他奉共产国际命令离开莫斯科赴上海，途经维也纳，领取去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后在友人与律师的帮助下获释。维也纳当局对于他打算去的国家一律作了通知。因此，马林自欧洲到上海，沿途都受到严密的监视。荷属东印度政府同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密切联系，并将他的情况随时通知上海英、法租界当局。这事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写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中有详细说明。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在会上热情致辞，李汉俊、刘仁静任翻译。 在开幕会上，代表们具体商讨了大会的议程和任务，一致确定先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各地区的工作情况，然后讨论和通过党的纲领，制订今后工作计划，最后选举党的中央领导机构。7月24日，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由各地代表向大会汇报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25日、26日，休会两天，用于起草会议文件。代表大会召开以前，虽然进行了一些酝酿准备，但由于人员分散，时间仓促，未能事先起草好供代表们讨论的会议文件。根据马林的建议，决定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等人组成起草委员会，用两天时间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 如果说毛泽东广州之行的颠簸是序曲的话，那么返回北京的行程则是惊险的乐章。在结束广州的视察后，毛泽东坚持要转道长沙、武汉回北京。这期间，毛泽东连续三次畅游长江，并写下了《水调歌头·游泳》著名词作。由于北京天气不好，所以专机一直待命。6月4日上午，空军司令部来电话说：“北京天气已好转，你们争取下午5点钟之前到达北京西郊机场。”中午12时许，何廷一乘副机先起飞在最前面观察天气。毛泽东、罗瑞卿、杨尚昆等乘主机，其他工作人员乘后调来的第三架飞机，三架飞机每隔15分钟起飞一架。先期返京的刘亚楼则在北京亲自指挥。
“停止实施这个方案。”要求边防部队：“对印军的入侵，绝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接到指示后，杨成武在总参作战会议上感慨地说：“毛主席的胸怀太宽厚了，我国政府对印度真是一忍再忍，一让再让了！”1959年4月25日，印度军队侵入“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朗久地区，28日对我国驻塔马墩的边防部队开火，我军未予理睬。印军随后退往“麦克马洪线”以南。1962年10月、11月，印军越过中印边境东段、西段双方实际控制线，悍然向我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西藏、新疆边防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进行自卫反击，驱除入侵的印军，维护了我国领土和主权。 昨天军委办公会上，我坦白地说出我的低能，请求同志们经常提示工作意见。同志们果然在会上提出许多建设性的宝贵的意见。如果我能虚心地经常请教各同志，特别是经过东兴同志能够得到主席指示，加上在政治局会议上能够得到总理和各同志的指示，那么工作上的错误可能比较少些，我当尽力做去，请主席放心。 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声惊雷。曾在党章上被明文规定为“接班人”的副统帅林彪，竟然企图谋害毛泽东，直至驾机出逃，叛党叛国，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九一三”事件也给毛泽东本人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从林彪驾机外逃至9月14日下午，毛泽东得到外交部转来的中国驻蒙古使馆的报告时，已一连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一个月后，他极度愤慨地援引唐朝诗人杜牧的“折戟沉沙”句来形容林彪的死，并连声说：“我的‘亲密战友’啊！多‘亲密’啊！”“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革”理论和实践的破产。虽然当时毛泽东还未认识到这一点，但他已在一定程度上开始纠正“文革”的错误。而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和错误，则采取坚决的批判态度。其中，林彪长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的错误，则是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叶剑英担起了领导军队建设的重任。 专机起飞后，按照预定航线向北飞去。起初航路气流干扰不大，专机飞得比较平稳，但飞到河北衡水地区上空时，天气突变，北面和西北方向乌云翻滚而来，航路上遇到危及飞行安全的雷区积雨云，飞机一旦闯入，后果不堪设想。飞在前面的副机随即用无线电向后面的主机报告，但由于强大的雷电干扰，飞机上无线电通信失灵，不仅主、副机联络失灵，而且飞机与地面也失去了联系。随后，毛泽东乘坐的主机也飞临了雷区积雨云区的边缘。由于遭遇强烈气流，飞机开始剧烈地颠簸，毛泽东也不能看书了。卫士长李银桥担心他吃不消，劝他躺下休息一下，或吃点水果。毛泽东摇了摇头，淡淡地一笑，然后与工作人员简单聊了几句。看得出来，飞机如此颠簸让他颇感难受，因为他毕竟是 定陶战役胜利后，陈赓等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部署，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及太岳军区的地方武装，于9月下旬在山西浮山城附近包围歼灭了胡宗南部整编第1旅4000余人。这一胜利更增强了毛泽东战胜蒋介石国民党的信心。除传令嘉奖作战部队外，他于9月25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及林彪、李富春等，指出：“不管淮阴、菏泽、集宁甚至其他某些要地已被或将被敌占，我野战歼灭敌四五十旅是完全可能的（七月至今已歼二十个旅）。只要此目的达到，局面即将改观。” 号陈独秀的家里，又谈到党的名称。陈独秀说：‘收到你们的信后，就按照守常和你的意见，改称共产党了。’”日创办的上海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以及同月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用的都是共产党的名称。由于叫社会党的名称的时间不长，党的上海发起组织开始时的党员也不多，所以这段历史后来也就很少有人提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