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四川仪陇县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1886年12月1日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1909年初到昆明考进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等职。 时过多年,在回忆这段取消会谈的历史时,时任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联络秘书、中国驻波兰大使馆随员的骆亦粟认为:中国领导人之所以采取取消会谈这一坚决行动,固然与重视廖案及“文化大革命”氛围有关,同时也是对美国大选后的新政府来一个攻势,是以压促变策略的继续。 中国领导人最先决定推迟中美会谈,随后又积极回复美方要求恢复会谈的提议,并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要等待尼克松政府上台后试探其有无新的政策动向。然而美国为廖和叔提供庇护这一外交事件突发,中方取消会谈的策略,或是要以“叛逃”一事借力发力、顺势而为,促压美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实质性的举措。于是,一直到1969年12月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由定期改为不定期,中国方面才在恢复大使级会谈一事上作出了最后的决定。 1927年春回国,被派往西安冯玉祥国民军联军从事政治工作。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改名邓小平,8月7日在武汉参加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年底随中央机关迁往上海。1928~1929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29年夏,作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领导起义,化名邓斌,同张云逸等于12月和次年2月,先后发动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和左江、右江革命根据地,任红七军、红八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1931年夏,到江西中央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被当时党内“左”倾领导者撤职。以后,任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主编。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后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政治部副主任、主任。 在长期的军事生涯特别是革命战争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经验,并逐步形成一整套适合人民军队建设和作战需要的关于带兵、练兵、养兵、用兵等重大军事问题的理性认识。在中国红军初创时期,他同毛泽东共同总结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成为红军游击战争的基本指导原则。以后又写了许多军事论文,论述运动战、山地战、隘路战、遭遇战、追击战、袭击战、攻坚战、歼灭战等战术思想,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博古说,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告诉我们,今天马迪威要来。马迪威是美军驻远东军总司令史迪威上将的上校随从副官,两个人形影不离,为军事保密,美军习惯以马迪威的行动代替史迪威的行动。美军观察组希望毛主席能迎接史迪威,毛主席来我们山下等飞机场的消息。我们报社离飞机场最近,我与毛主席约好,在迎接史迪威以后,来给大家见见面讲讲话。今天只有马迪威来了,史迪威没来,毛主席很快就上山来了。
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党按照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的思路,在收入分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方面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我们努力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实施就业优先政策,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明确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促进公平和提高质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全面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积极发展职业教育,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十亿二千万人拥有基本养老保险,十三亿六千万人拥有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引导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及时推动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健全遍及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加快体育强国建设,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快建设养老服务体系,调整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保障妇女儿童权益。加快发展残疾人事业。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加大保障房建设投入力度,城乡居民住房条件明显改善。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第一条就开宗明义地宣布: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然而,旅法支部并没有得到消息,也没能派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岁。蔡和森有如此卓尔不凡的思想,这主要归功于其赴法勤工俭学的经历,“走出国门,接触新思想,使他的眼界迅速开阔”。 夺权后的“新生革命政权”即临时权力机构,叫什么名称好,一开始并没有明确的统一规定。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上海“一月革命”产生的临时权力机构名称的更改。 上海“新生革命政权”取“上海人民公社”这么一个名称,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是张春桥欲投毛泽东所好。因为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讲过“人民公社好”,更何况几个月前他还说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可是,毛泽东并没有领这个情,而另有所虑。在他看来,如果各省、市、自治区都学上海叫“人民公社”,那国务院叫什么?国号改不改呢?如果国号或中央政府改称“中华人民公社”,那国家主席就叫“公社主任”或“社长”了。国号一改,还要发生外国重新承认的问题。因而,他考虑各地夺权后的新权力机构还是叫革命委员会。2月12日,毛泽东电召张春桥、姚文元进京,当面将这番话告诉了他们。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经过“和群众商量”,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45年4~6月主持召开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战略。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定为中共的指导思想。他从七届一中全会起至1976年9月9日逝世为止,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抗日战争胜利后,针对蒋介石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现实,他提出“针锋相对”的斗争方针。1945年8月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国内和平的愿望。 枣园社会部的同志拿到密码本后,顺利地破译了联络参谋与重庆军统之间的全部密电,这对抗战胜利后中共掌握蒋介石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起了重要作用。据此,毛泽东和有关领导不断发出一些烟幕信息,联络参谋发回去的电报传达的不少是他们自己的错误判断——他们误认为毛泽东不会应邀赴重庆与蒋谈判。蒋介石信以为真,根本没有和谈诚意,更没有和谈准备,他料想毛泽东不敢来,不会来。他故作和平姿态,连发三封电报邀请,企图收买人心。岂料毛泽东果断决定飞赴重庆,用事实戳穿了蒋介石的假面具,表明了中共的和平、民主诚意。
开城秋深矣,冬装犹未至;东北在咫尺,奈何非其事?既派特使来,何以不考虑?吾人忍饥寒,公等等闲视,口惠实不至。难道唯物论,堕落竟如此?日日李奇微,夜夜乔埃事;虽然无结果,抗议复抗议。苦哉新闻组,鸡鸣听消息;嗟我秘书处,一夜三坐起。还有联络官,奔波板门店;直升飞机至,趋前握手见。又有新闻记,日日得放屁;放屁如不臭,大家不满意。记录虽闲了,抄写亦不易;如果错一字,误了国家事。警卫更辛苦,跟来又跟去;万一有差错,脑壳就落地。 月,俄共(布)远东局经共产国际同意派维经斯基等人到中国。维经斯基首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再由李大钊介绍其到上海找陈独秀。维经斯基在上海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举行了多次会谈。通过会谈,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一致同意走俄国人的道路。在维经斯基的直接支持下,以陈独秀为首的上海激进知识分子,自1920年7月,李大钊(右三)、张申府(左四)、邓中夏(左二)等合影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对于时局的我见》,首次以“社会党”自称:“吾党对于法律底态度,既不像法律家那样迷信他,也不像无政府党根本排斥他。我们希望法律随着阶级党派的新陈代谢,渐次进步,终久有社会党的立法,劳动者的国家出现的一日。” “革大”在全国公开招生,生源主要是大、中学生和旧中国时期的公务员、职员、军人和失业人员。学制半年,主要学习马列主义、中共党史、时事政策、集体主义价值观……学校主要任务有三项:一是用新思想教育培养新干部;二是严格对学员进行政治历史审查,进行思想改造,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崭新价值观、人生观;三是筛查特务等反革命分子。黄霖主要就是从事这方面工作,在学校里担任三部政治研究院的保卫科长。三部被称为“小台湾”,因为学员主要是国民党高级官员和上层人士,学员的政治历史和思想都比较复杂。我父亲金城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曾是北平军管会的成员。在完成接收北平城的任务后,父亲金城又投入到召开新政协的紧锣密鼓的工作中去,参与选拔、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人员名单,以提供中央讨论审定。而在“革大”学习的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都是要审查和选拔的工作对象。 1952年10月8日,美方单方面宣布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接着便发动“金化攻势”,企图达到其扣留战俘的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坚决击退美军军事进攻,同时在谈判桌上既坚持政策的原则性又表现出策略的灵活性,推动着谈判的进展。 根据时局的发展和变化,毛泽东和周恩来经分析认为,美国有可能再次回到板门店谈判桌上来。那么,是否可以给他们一个台阶?是否可以由我方提出复会?1953年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要求乔冠华等对此研究筹划,并提出具体建议和设想。 当武汉即将失守时,电政司奉命撤往桂林,途经衡阳时,杨肆和温毓庆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吵。杨肆就与王维钧密谈,想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几经辗转,密电所随电政司迁到了重庆。中统和军统多次想与电政司合并,但均遭到温毓庆拒绝。戴笠不死心,就找温要两名密电专家为军统作专业指导。温毓庆无奈,就把常常顶撞他的刺儿头杨肆派去工作。杨肆却一直拒绝前往。 那时杨述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得知戴笠的意图后报告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他根据周恩来等人的意图,多次劝说杨肆,让他乘机潜入军统,可杨肆就是不同意。最后,李克农秘密约见杨肆,劝说他乘机打入军统内部,可以更有效地为党的抗日工作出力,提供更多的情报。杨肆这才同意,奉李克农之命潜入了军统局。此后,杨肆与中共地下党人员每两周接头一次,向党提供情报。1940年夏,杨肆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怡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就与周怡单线联系。后来,杨肆成功破译了日军太平洋舰队的12种密电码,日本关东军的17种密电码,还掌握了日本海军航空兵、特种兵、陆军乃至中国派遣军第十一、十三军等若干种频频变换的密电码……每获得一个成果,他都要冒死秘密提交给周怡一份。
根据最近情况,大体可以肯定,美国在战场上耍不出什么花样来。解除台湾中立化,只是自欺欺人的拙劣把戏;封锁搞不起来;两栖登陆困难更大。艾森豪威尔本欲借以吓人,殊不知,人未吓倒反而吓倒了自己……(一)联大对我拒绝印度提案尚未处理,但鉴于美国解除台湾中立化行动,激化了很多中间国家,多少抵消了我拒绝印案产生的不利影响。联大复会,很可能对此案不了了之,拖到下届再说。 月召开了六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有没有选举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直接材料能够说明六届五中全会选举了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作为中央全会,六届五中全会是有权选举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但可能是由于党章的规定,也可能还有其他一些目前还无法得知的原因,六届五中全会并没有正式给予博古总书记的名义,此后博古仍然是“负总责”。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他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对于结束“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张闻天代替博古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对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总体擘画,重点部署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党中央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党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果断查处拉票贿选案,维护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权威和尊严,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作用。党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完善民主党派中央对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实施专项监督、直接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等制度,加强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形成中国特色协商民主体系。党坚持巩固基层政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完善办事公开制度,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按照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优化协同高效、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的原则,全面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党和国家机构职能实现系统性、整体性重构。党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坚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党的民族工作主线,确立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治疆方略,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党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汇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党围绕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推动群团工作改革创新,更好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和群众组织作用。我们以保障人民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 肖禹,我幼时称她为杨奶奶,个子不高,衣着朴素,十分慈爱。她是在周恩来安排下,脱离虎口从成都来到延安的,与她同来的还有她的长媳汪蕙芳及孙子、孙女。她的长子杨本基(杨道生)已经牺牲。这让幼小的我,对他们一家肃然起敬。不幸的是杨奶奶到延安交际处不久,即患脑溢血,后不幸在西柏坡病故。 杨奶奶出身于扬州一个寒士家庭,幼读诗书,富有正义感。15岁嫁到淮安杨姓大盐商家,因娘家贫困受尽白眼。1923年丈夫病故时,长子年仅14岁,四子尚未出生。杨奶奶一方面教育子女努力读书、奋发向上;同时自己也经常阅读孩子们从学校里带回的新文学作品和报刊。她深受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影响,曾对子女们说:“我将要像此书中的革命母亲一样,支持你们!”她坚决支持孩子们参加革命活动。“一二·九”运动发生后,她深感民族危机日深,遂嘱在北平读书的次子杨述把两个女儿带去北平的中学就读。抗战爆发后,她毅然变卖家产,率全家经武汉赴四川,参加革命。在武汉,她把两个女儿婺明、婺华和三子黄霖送往延安。当时黄霖才16岁,依偎母怀,依依不舍。 1930年5月,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8月,红军第一方面军成立,任总政治委员。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被选为主席。1933年1月,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从1930年底起,同朱德领导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领导集团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毛泽东被排斥于党和红军的领导之外,导致红一方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